（一）问题列表的立法方式 问题列表的立法方式要回答的是以什么样的立法来规定问题列表制度。
秩序的担纲者，甚至包括执法者和司法者，都有这样的两面性。在判例法系国家，特别强调的先例的约束力、慎密的推理以及议会主权，从而避免判决蜕变成审判机构的命令。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德沃金沿袭主流法学的固有思路，特别强调记述个人权利的原理与记述社会整体目标的政策之间的区别，主张法庭辩论以及司法判断应该聚焦于寻求权利的正解[37]。例如主观价值/客观事实、实质合理性/形式合理性、道德/法律、政策/权利、理念/规则等各种对立概念，都具有非此即彼的零和性。正是基于这样排除法律之外各种因素影响的思路和逻辑演绎的操作方式，法教义学、实证主义法学、法的形式性理论才渐次发展，蔚为大观。其宗旨是建立关于语言博弈及其程序条件和寻求权利共识等建构机制的广义法社会学模型，以便实证地分析和说明法律体系和法律秩序的本质，并推动中国法学理论的创新。有人甚至还预言，30年后在中国将有法教义学之殇。
回望20世纪，关于法的社会科学研究曾经风靡全球，形成了法与社会研究范式。因此，作者提倡议论的法社会学研究范式，试图以此深化法律方法论的探讨，促进思想与制度的创新。沃尔德伦在其颇有影响的论文中，明确主张做错事的权利是反对干涉的主张权，并提出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辩护思路，认为该权利可以通过在相应范围内的选择对于个人生活的重要性得到辩护。
因此，确实存在做错事的权利。而权利允许并保护某些错误选择免受强制性干涉，也表达了对人们自主地进行道德反思和行动之意愿和能力的信任，希望通过道德反思和论辩来弥补规范性裂缝，改进权利实践。权利不仅保护选择，还通过指引选择来促进以自主为核心的个人福祉，但会在权利内部留下一个规范性裂缝。本文所涉及的沃尔德伦之观点，皆来自此文。
将讨论限定在道德权利，是因为在应该如何行动的问题上，道德被认为具有终极判断的地位。二、权利与选择的重要性 既然做错事的权利只是单取了反对干涉的主张权，对该权利的辩护就需要说明反对干涉的理由。
看上去权利提供的保护与道德是一致的，但权利提供了一个独立于道德论证的反对干涉之理由。]〕我们将此观点称为不融贯批评。其二是假定权利先进入该领域，而让道德处理剩余的部分。按照沃尔德伦的观点，权利的独立性体现在其与道德的功能分工，而不是适用领域上的分工。
例如，按照拉兹的观点，我自己选择哪种职业，对我的个人福祉具有重大利益。如果将权利理解为对自由和主张权的合取，做错事之权利的概念就会面对不融贯批评。尽管干涉在实践中并非一个界限清楚的概念，但可以确定的是，干涉不只是对某个行动作出价值判断，也不只是通过说服与论证来影响他人行动，还包括对他人采取行动。权利广泛地保护了选择的利益。
退一步说，即使道德要求的选项胜过道德许可的选项，我们对如何实现某个道德要求，也存在充分的选择空间，而这对形成个人人格操守具有重要意义。五、结论 对做错事之权利的讨论，可以澄清关于权利性质的两个错误观点：其一，权利保护任意选择，而道德指引选择。
See Robert P. George, Making Men Mor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18–122.]〕也即，权利主体仅拥有反对他人干涉的主张权，但没有做错事的自由。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权利就只能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出现。
相反，承认做错事的权利揭示了权利与道德的区分与联系：权利保护道德实践的重要领域，但也依赖于道德论辩的成就。（2）反对他人干涉其做A的主张权。因此，权利要为选择提供独立的保护，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阻断权利保护与P因最佳或充分地实现了I而对Y1拥有权利之间的联系。承认该权利的同时，也要警惕其对权利内在道德的损害。但是，如果承认命题（1），就必须承认命题（3）：P没有被道德要求不做A。〔[〔〕 关于内在利益的概念。
然而，P因I而对Y1拥有权利的结构，也导致了权利在保护选择时，必然面对一个悖论式的难题。而做错事的权利意味着某些错误行为，在某个社会的权利保护惯例许可的范围内，拥有了证成一般权利的利益I，满足作为权利保护的最低条件。
将条件（2）明确展示出来，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权利的条件及其与特定公共文化的联系。正是这一终极判断赋予权利人的选择以独立的规范性地位。
所以，不存在做错事的义务。基于这一考虑，拉兹提出了关于权利的下述命题： 当且仅当X能够拥有权利，且其它事情相等，X的福祉（ well-being）的某个方面，是将他人置于某个义务之下的充分理由时，X拥有某个权利.〔[〔〕 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66. 这个界定并没有说，权利只能通过权利者的利益证成。
拉兹的中间结论观点就是一种权利工具论观点。这种做法会在权利实践内部留下一个规范性裂缝（normative gap），导致拉兹所指出的权利实践的不对称性，亦即某一权利的价值、该权利被给予的重要性，或权利应被遵守的严格程度，在很多情况下，与权利对于权利所有者的价值相比并不相称。〔[〔〕 [美]约翰·R·塞尔著，李步楼译，《社会实在的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页。一般权利与具体权利的证成关系，似乎是通过涵摄方式进行的。
〔[〔〕 Joseph Raz, 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 Essays in the Morality of Law an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5.]〕例如，某件旧衣服对我虽然没有价值，我仍然对其拥有权利，而这可能是因为我所在的社会存在一个保护财产权利的一般惯例，例如，在不存在明显损害其它重要利益的情形下，对财产之价值的判断应交由权利人自己判断。罗列具体权利既是不可能的，相对于促进自主生活这一权利的基本功能来说，也是不充分的。
采取适用领域分工的理解，虽然会赋予权利独立地保护选择的地位，但这要求我们承认权利管辖某些行为，道德管辖另一些行为，就会导致上述两难困境。首先，权利对象指向之利益对权利主体福祉的重要性，对权利而言是构成性的，权利主体在选择如何行动时，应该选择能够实现I的行为，使其选择在构成意义上可以被算作权利。
因此，在第一部分，笔者将阐明做错事之权利的确切含义，说明其为何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他们认为权利与义务的功能不同。
]〕 其次，一般权利与具体权利的关系，不是归纳性而是证成性的。一般权利在权利实践中具有重要地位。就选择不可能论题而言，一些理论家已经指出，即使将权利对象限定在道德许可的选项中，选择仍然是可能和重要的。〔[〔〕 See Joshep Raz,?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6.]〕所以，拉兹将权利与个人福祉关联在一起了。
做错事之权利是寄生性权利。但不管其惯例内容如何，由于权利承诺了自主在个人福祉中的核心地位，每一个社会在确定权利保护的惯例时，都会以有利于自主的方式进行，例如，将利益评价交给权利人，而不允许他人以价值判断来剥夺其权利。
这并非否定合取论，而是想说明拥有一项权利的最低限度的条件。〔[〔〕 [美] J.沃尔德伦：《做错事的权利》，朱万润译，载《世界哲学》2012年第4期, 第45-61页。
我们该如何确定权利保护哪些选择呢？根据其功能分工理论，权利只保护选择而不能提供指引，所以，似乎权利应该保护哪些选择，只能由外部道德决定。其次，该命题呈现了权利的规范性结构，可简洁表述为：X因为I而对Y拥有权利。
